编者按：
黄洪近照
在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思绪万千，脑海里不断浮现老一代革命家推翻三座大山、创建新中国宏伟大业的辉煌场面，再现抗击侵略者和解放事业中流血牺牲的先烈事迹，更有中央领导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忙碌身影。尊敬、爱戴之情难复难平。百年大党在引领中国发展中砥砺成长，而我的一生是党教育的一生，党的光辉沐浴的一生。
我祖籍河南陈留县。祖父是当地大黄庄村的地主，父亲、叔父是上过大学的知识分子，常年辗转多地谋职就业。1937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岁的我随父逃难至河南淅川县，读完小学进入开封女子初中，三年后转至洛阳河洛中学高一，半年后被迫再次跟着叔父逃难，返回祖父家中闲住近二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先后复学北仓女中及河南大学先修班。1948年6月入伍参加革命，进入中原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直至离休。
少年时期有父母陪伴疼爱，生活虽不富裕，但也平静。随着日寇侵入，国内形势巨变，日渐长大的我开始对身边的国家形势、社会变化有所关注与认知。随校逃难的老师同情学生，多在课外宣传抗日，鼓励学生砺志，克服困难，学好功课。我自己也发誓要读好高中，将来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强人。
在河洛中学就读半年后，日本鬼子逼近洛阳，叔父带领我们步行向西安方向逃难。沿途已不允许任何车辆行驶，蜂拥的男女老幼艰难缓慢地向前移动。突然，不战而退的国民党军队背后赶来，他们蛮横命令群众让路，否则开枪。群众怒不敢言地停下脚步，让他们走过去了，可日本鬼子的大队人马从背后赶来截断了我们逃难的去路。无奈，叔父决定避开鬼子已占地区，绕开土匪猖厥地带，把我们送回沦陷的陈留县老家。逃难生活迄今难忘。在无人收割的麦田里摘些麦穗揉搓生吃，在无人居住的房舍中搜索些麸子或牲粮糊口，只偶尔能在路经的小镇购些食物填腹。路上经常看到各种惨状的尸体，有的在流水中浸泡发臭，有的在马路边被剖腹，有的被削去膀臂，有的血染面目，让人目不忍睹。经过恐怖而又艰难的两个月，我们终于回到了祖父主持的老家。
这是个男尊女卑、封建禁锢的家庭。祖父要求女子“三从四德”，“女孩子不需要上高中读大学，有个初中文化会管家理财就很可以了”，每天到厨房学做饭菜，烧火帮厨。吃饭时，男人吃白面馒头，女人只能吃白麺和高粮粉混做的花卷或高粮窝头。没有熟人和朋友，每天还要注意听日本鬼子来村骚扰的警报，随时准备藏身。难过难熬的日子里，我只有在父亲的书架上寻找慰藉。当时，引发我兴趣并有感悟的几本书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今古奇观》、《红楼梦》及《家》。书中，我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坑蒙拐骗，权势压死百姓等社会普遍现象，也让我看到宝玉、家慧等年轻人被封建社会窒息的厄运。自己还能不能上学？还有没有出路？亡国奴的日子何时了？徬徨无助而心有不甘的我度日如年。
1946年9月，抗日战争的胜利给我带来了生命的转机。在父亲支持下，我到开封北仓女中复学高二。热情耐心为我补课的学姐杨春青和常找我谈时事的姐妹，带我参加学生自治会举办的学习讨论会、时事辩论会，要我和他们一起办墙报，给我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在她们的帮助启迪下，我重新振奋了精神，和她们一起参加当时风起云涌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我们挽臂挺胸高唱“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天快亮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一天，杨姐没来上课，据说是被特务抓了，活埋在开封北城门外的深沙堆里，罪名是共产党。此事激起姐妹们的无比愤慨，我们发誓要与反动派抗争到底。
1947年，高中毕业后，同三位北仓女中学友一起进入河南大学先修班。在那里结识了黄河书店的万经理。他热情为我们推荐书和杂志，有王学文的《政治经济学》，胡绳著的《历史的镜子》，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等。这些书让我顿开茅塞，明白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根源，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只有革命才能使社会前进的道理，从而更加坚定我们参加多种学生运动的信心。万经理还向我们传递了一首民歌：“山那边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你要吃饭得工作呀，没人给你做牛羊。”激起了我们对解放区的向往。这些活动是在彼此心知肚明，相互信任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万经理的默许下，我们扩大了活动范围。物色几个同学办墙报，向较接近的同学传递一些进步书刊，还组织了一些读书讨论会。
一天，万经理带我们去见一位叫傅奎元的中学历史课老师。傅老师告诉我们国民党将出动警力抓捕一些学生，我们几个已被列入黑名单。从现在起要停止一切活动，严加防范。组织将设法把我们送到解放区。五月中旬，蔡贵民被先行送往解放区，剩下我们三个战友等到开封第一次解放再介绍到华东野战军八纵队入伍。在司令部宣传科科长赖少奇的带领护送下，于1948年6月24日启程。经10多天的跋涉到达新解放区的河南宝丰县。那里是当时中共中原局及中原军区的所在地。中原局为了给当时新解放的大面积地区和即将开展的解放战争大决战补充急需干部，决定就地创办快速培养干部的中原大学。我们三人就被送进中原大学接受培训了。
黄洪到武汉后，1950时的留影
中原大学由陈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任命范文澜、潘梓年为正副校长（范因故未到校，由潘主持全面工作）。陈毅同志为学校制订的办学宗旨是“学校任务是快速高效培养出大量革命干部、教育原则是改造思想为人民服务、教学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学制定为四个月，课程设置为科学社会观、辩证唯物论、近代革命史、新民主主义论等四门。采用教、导、学三结合的教学方法。潘梓年校长是中外驰名的哲学大家，他忠实践行教学宗旨。他直接领导的教学过程，是灵活运用辩证唯物的认识论、方法论的过程。教我们从实际出发，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问题，在改造思想方面实施破与立、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辩证教育，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锤炼灵魂。通过学习，学员们明白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解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完成了辩证的自我解剖，弃旧立新的自我思想改造。校内处处体现党的优良传统，艰苦朴素，官兵一致，领导师生同吃同住同学习，每人每月2毛钱生活零用的相同待遇。（女同志可吃一次花生、男同志往往是到田野采集些绿豆的枝叶当烟抽）。四个月的学习，学校为学员们铸造了新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学员个个脱胎换骨。毕业时积极服从分配，争赴解放战争一线，到尚待解放的艰苦地方。
1998年学校50周年校庆时，近40位宝丰时期的同窗白发苍苍的老人们欢聚时，异口同声的感慨之言是“宝丰四个月的学习，学校教给我们的，让我们工作、生活中用了几十年，至今也没有用完啊！”
中原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1951年，怀着对党崇敬，入党光荣的心情提出申请，1953年正式入党。支部大会上，金畅如（时任教务长）对我提的意见是“要认识立党为公的道理，要明白党的事业是靠发挥党组织集体的严明纪律，统一思想行动取胜，而不是个人的能耐。因此，要克服个患得患失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一教诲我铭记至今。入党后，一次和爱人章健一起（他先我两年入党）交谈，我誓言式地跟他说：“当今是人人为我，我也为人。共产党是高尚人，学习榜样来做人”。他也鼓励我要做一个合格的好党员。几十年来，我经历了学校的改制调整、合并、撤销又重办等等起伏、曲折、坎坷的过程，也经历了多次的大事件，我也从一个“干事”到教务处长、成人教育学院的院长。因我率先打破成人高等教育的条条框框，根据成人教育的特点，对成人在职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创新，得到了教育部和财政部的肯定，其他高校也纷纷借鉴我们的成功经验。所以在离休前受到当时省委副书记沈因洛、副省长梁淑芬的约谈。他们肯定了我在成人教育工作方面的经验和成绩，打电话给学校书记，挽留我在岗多干几年。财政部教育司及教育部成人教育司的司长也写信或打电话建议我多干几年。我十分感激党对我的信任，但考虑到当时正值国家离退休制度实行不久，离而不休会有负面影响，所以婉谢了多位领导的信任，只多工作一年。退出岗位后，在学校编外举办的自修大学任常务副校长，继续为党工作了九年。
回顾我的人生旅程，是党把一个无知而消沉的青年启蒙、引路走上革命道路，是党教授我马克思主义真理、锻炼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是党以革命的理想信念指明航向，让我坚定又稳步的前行，取得成绩。
黄洪在汉口家中
100年来，我们党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压迫，在无数先烈流血牺牲、艰苦卓绝中缔造了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顺利向社会主义过渡。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抓住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现在，我们的GTP已跃居全球第二，科技创新捷报频传，成果涵盖星辰大海。科技引领社会快速飞跃发展，数字化、网络化、电子化以及又将降临的量子化，世界变化使我们老人眼花缭乱。耄耋之年无力为党多做贡献，愧疚中，由衷希望党接受我这个93岁年龄、68岁党龄的老人，党拯救、帮助、教育过的党员的祝福：愿敬爱的党在引领国家建设、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取得更大更辉煌的胜利！愿伟大的党在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奋斗中，坚稳走好社会主义特色的长征路，为人民谋更多更大福祉！在百岁开启的新航程中，长风破浪、万寿无疆！